中国妇幼保健

南昌地区乳腺癌患者焦虑情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南昌地区乳腺癌患者焦虑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2024年1月于南昌市人民医院(南昌市第三医院)治疗的1 200例乳腺癌患者，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7(GAD-7)评价患者焦虑情况，0～4分为正常，为乳腺癌组(626例);5分及以上表示患者存在焦虑情绪，为乳腺癌合并焦虑组(574例)。整理并记录两组患者年龄、文化程度、肿瘤分期、家庭陪伴、治疗方式、婚姻状态、职业、经济水平、患病时长、疼痛程度、是否化疗、是否乳房全切及是否内分泌治疗，疼痛数字评价量表(NRS)评价疼痛程度，单因素分析两组年龄、文化程度、肿瘤分期、家庭陪伴、婚姻状态、职业、经济收入、患病时长、疼痛程度、是否化疗、是否乳房全切及是否内分泌治疗情况，对有临床意义的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肿瘤分期、家庭陪伴、患病时长、疼痛程度、是否化疗、是否乳房全切及是否内分泌治疗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婚姻状态及职业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将肿瘤分期、家庭陪伴、患病时长、疼痛程度、是否化疗、是否乳房全切及是否内分泌治疗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陪伴(OR=4.563,95%CI:1.653～6.896)、患病时长(OR=3.372,95%CI:1.149～5.062)、疼痛程度(OR=4.028,95%CI:1.462～7.158)、是否化疗(OR=3.753,95%CI:1.242～5.486)、是否乳房全切(OR=3.567,95%CI:1.275～5.152)及是否内分泌治疗(OR=3.082,95%CI:1.251～4.957)是乳腺癌患者产生焦虑情绪的危险因素(均P<0.05)。结论 乳腺癌患者焦虑情绪受到家庭陪伴、患病时长、疼痛程度、是否化疗、是否乳房全切及是否内分泌治疗的影响，需给予针对性干预措施，改善患者焦虑情绪。

女性乳腺癌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女性乳腺癌患者睡眠质量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2023年1—12月西湖大学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258例女性乳腺癌患者，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收集人口学资料及疾病资料，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估睡眠质量，采用中文版癌症疲乏症状量表(C-CFS)、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评估患者疲乏症状及焦虑、抑郁状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女性乳腺癌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结果 258例女性乳腺癌患者PSQI量表总分为(7.21±1.95)分，存在睡眠障碍(PSQI量表总分>7分)161例，占62.4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44岁(OR=2.152,95%CI:1.240～3.669)、TNM分期(Ⅲ～Ⅳ期：OR=4.033,95%CI:2.980～9.372),乳房缺失(OR=2.080,95%CI:1.228～3.523)、有生育意愿(OR=2.318,95%CI:1.296～4.077)、焦虑(OR=2.535,95%CI:1.348～4.764)、抑郁(OR=3.106,95%CI:1.489～6.475)、癌因性疲乏(OR=1.298,95%CI:1.037～1.626)是女性乳腺癌患者睡眠质量的危险因素(均P<0.05)。结论 女性乳腺癌患者睡眠质量受年龄、TNM分期、乳房缺失、生育意愿、焦虑、抑郁及癌因性疲乏影响，应早期识别睡眠障碍高风险人群，做好心理干预与疾病健康指导。

心电图对乳腺癌患者放疗后近远期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预测评估价值

目的 探究心电图对乳腺癌患者放疗后近远期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预测评估价值。方法 选取2022年5月—2023年5月在台州市肿瘤医院治疗的乳腺癌术后患者100例为研究对象，均符合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所有患者均接受调强放疗，且在放疗前后均进行心电图检查，记录所有患者住院期间和随访1年的MACE发生情况，评估心电图指标对MACE发生情况的影响，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诊断价值。结果 放疗后患者QT期间离散度、心率及P-R间期分别为(24.93±5.14)ms、(79.00±8.00)次/min及(149.38±6.71)ms,均显著高于放疗前的(21.30±2.80)ms、(74.00±6.00)次/min及(144.13±4.96)m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6.202、5.000及6.292,均P<0.05)。合并近期MACE患者QT期间离散度、心率及P-R间期分别为(27.80±2.50)ms、(84.00±3.00)次/min及(153.90±2.47)ms,均高于未合并近期MACE患者的(23.65±3.09)ms、(77.00±2.00)次/min及(147.36±6.20)m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6.568、13.770及5.662,均P<0.05)。合并远期MACE患者的QT期间离散度、心率、QRS波时限及P-R间期分别为(28.03±1.55)ms、(85.00±2.00)次/min、(87.10±4.00)ms及(154.00±1.80)ms,均显著高于未合并远期MACE患者的(21.50±2.00)ms、(72.00±1.00)次/min、(79.60±4.20)ms及(145.13±2.30)m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8.380、40.010、9.133及21.620,均P<0.05)。QT期间离散度、心率及P-R间期是近期MACE发生的影响因素(均P<0.05);QT期间离散度、心率、QRS波时限及P-R间期是远期MACE发生的影响因素(均P<0.05)。QT期间离散度、心率、QRS波时限、P-R间期及联合检测对近期MACE诊断的AUC分别为0.750、0.687、0.667、0.672及0.833;对远期MACE诊断的AUC分别为0.760、0.733、0.720、0.669及0.851。结论 乳腺癌患者放疗后心电图相关指标QT期间离散度、心率及P-R间期均高于放疗前，且发生MACE的患者高于未发生MACE患者，上述指标对近远期MACE的发生、发展存在影响，且诊断价值较高。

乳腺癌化疗患者癌因性疲乏现状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乳腺癌化疗患者癌因性疲乏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2021年1月—2024年1月在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温州市中医院就诊的乳腺癌化疗患者100例，采用癌因性疲乏修订量表对所有参与研究的患者进行癌因性疲乏现状调查，统计癌因性疲乏的发生率。同时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乳腺癌化疗患者出现癌因性疲乏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100例研究对象中有74例患者存在癌因性疲乏，癌因性疲乏发生率为74.00%。癌因性疲乏组与非癌因性疲乏组在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医疗付费方式、是否存在睡眠障碍、是否存在焦虑抑郁不良情绪、肿瘤分期、病程、白细胞是否减少、是否存在基础疾病史及是否出现化疗不良反应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家庭人均月收入低(OR=2.063,P<0.05)、存在睡眠障碍(OR=1.799,P<0.05)、存在焦虑抑郁不良情绪(OR=1.866,P<0.05)、肿瘤分期晚期(OR=1.539,P<0.05)、病程长(OR=1.723,P<0.05)、白细胞未减少(OR=2.149,P<0.05)以及出现化疗不良反应(OR=1.956,P<0.05)是乳腺癌化疗患者发生癌因性疲乏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乳腺癌化疗患者出现癌因性疲乏的概率较高，患者家庭人均月收入低、肿瘤分期为晚期、病程较长、存在睡眠障碍、焦虑抑郁不良情绪以及化疗期间白细胞未减少、出现化疗副作用等均是乳腺癌化疗患者出现癌因性疲乏的独立危险因素。

哌柏西利联合氟维司群治疗晚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效果及对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的影响

目的 探讨哌柏西利联合氟维司群治疗晚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效果及对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2022年6月—2024年1月台州市中心医院收治的100例晚期乳腺癌患者，按照治疗方法分为对照组(氟维司群治疗)和观察组(哌柏西利联合氟维司群治疗),每组50例患者。观察两组治疗效果，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血清肿瘤标志物、细胞凋亡相关因子水平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对照组治疗前后血清糖类抗原15-3(CA15-3)水平分别为(33.17±4.29)U/ml和(31.25±4.38)U/ml,癌胚抗原(CEA)水平分别为(7.28±1.36)ng/ml和(6.69±1.25)ng/ml,糖类抗原125(CA125)水平分别为(19.38±4.72)U/ml和(17.26±4.35)U/ml,糖类抗原19-9(CA19-9)水平分别为(29.46±3.51)U/ml和(27.98±3.45)U/ml;观察组治疗前后血清CA15-3水平分别为(34.61±4.52)U/ml和(29.18±4.57)U/ml, CEA水平分别为(7.69±1.42)ng/ml和(6.12±1.34)ng/ml, CA125水平分别为(20.76±4.53)U/ml和(15.39±4.06)U/ml, CA19-9水平分别为(30.71±4.26)U/ml和(26.54±3.06)U/ml。对照组治疗前后Caspase-3蛋白水平分别为(43.91±7.62)和(39.87±8.14),诱骗受体3水平分别为(32.52±4.71)和(30.42±3.97),环氧合酶-2水平分别为(24.58±3.71)和(22.48±5.97);观察组治疗前后Caspase-3蛋白水平分别为(46.23±7.90)和(36.42±8.25),诱骗受体3水平分别为(33.98±4.52)和(28.65±3.72),环氧合酶-2水平分别为(25.41±3.29)和(20.04±5.72)。治疗前，两组血清肿瘤标志物、凋亡相关因子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后，两组血清肿瘤标志物、细胞凋亡相关因子水平均下降，且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均P<0.05)。与对照组总有效率(84.00%)比较，观察组总有效率(96.00%)明显更高(χ²=4.000,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20.00%和16.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271,P>0.05)。结论 哌柏西利联合氟维司群治疗晚期乳腺癌患者的效果较好，安全性较高，为患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治疗选择。

TECAR疗法治疗女性产后腹壁松弛的效果分析

目的 分析TECAR疗法治疗女性产后腹壁松弛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2023年9月—2024年5月就诊于十堰市人民医院的150例产后42 d至3月女性，随机分为空白组、对照组、研究组，每组各50例女性。空白组女性不进行腹部干预治疗，对照组女性采用腹部电刺激治疗，研究组女性采用TECAR疗法。比较3组女性治疗前后腹直肌厚度、腹直肌宽度、皮下脂肪厚度、腹直肌间距、腹直肌收缩期峰值流速(PSV)、阻力指数(RI)、腹直肌弹性系数(KPs)、腹围。结果 治疗前，3组腹直肌厚度、腹直肌宽度、皮下脂肪厚度、腹直肌间距、PSV、RI、KPs、腹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后，3组腹直肌厚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组腹直肌宽度、皮下脂肪厚度、腹直肌间距、PSV、RI、KPs、腹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TECAR疗法有利于改善产后腹壁松弛女性腹壁形态和肌肉功能，同时提升腹壁弹性和紧致度。

我国宫颈癌流行病学特征和高危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宫颈癌流行病学特征,并对引起宫颈癌的高危因素进行分析。方法选取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2008年1月-2014年12月间收治的378例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流行病学特征进行分析,选取120例患者以及同期120例女性健康体检者分别作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以探讨引发宫颈癌的高危因素。结果随着年份的上升宫颈癌患者的年龄除了2012年,其余年份呈明显的上升趋势(P<0.01);各年份汉族宫颈癌患者显著多于其他民族,城镇明显少于农村;宫颈癌新发病例数随文化程度的上升而明显减少;FIGO分期中以II期最多;鳞癌及中分化程度宫颈癌最多见;月经初潮年龄、初次性行为年龄、性伴侣个数、人工流产次数、高危型HPV感染是诱发宫颈癌的高危因素(P<0.05)。结论宫颈癌患者的平均年龄呈明显上升趋势,文化程度越高,宫颈癌新发病例数越少,鳞癌及中分化程度宫颈癌最多见。月经初潮年龄、初次性行为年龄、性伴侣个数、人工流产次数、HPV感染是诱发宫颈癌的独立高危因素。

我国宫颈癌流行病学特征和发病高危因素的研究进展

<正>宫颈癌是威胁全球妇女健康及生命的主要恶性肿瘤之一,目前其发病率占女性恶性肿瘤第4位^[1]。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宫颈癌在发达国家的发病率已大幅度下降,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居高不下。据2014年发布的一项1998-2008年我国宫颈癌流行病学研究数据表明,我国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呈上升趋势^[2]。近几十年,在我国宫颈癌"三阶梯"筛查法的广泛普及、"两癌"筛查的大力推广及宫颈癌普治工作的开展下,并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医学知识的

孕妇心理需求及分娩过程的心态调查

<正> 笔者采用问卷式调查方法,对在阜新市四所医院就诊的206名孕妇的心理需求及产妇在分娩过程中心理状态进行了调查.发出问卷共200份,收回198份,有效问卷190份,有效回收率95%. 调查结果:孕妇主要是对健康检查和卫生保健的心理需求较强烈.其健康检查的心理,在妊娠早期主要是想通过健康检查证实自己是否妊娠,希望知道早孕症状及孕期的

中国部分城市已婚妇女妇科常见病流行病学调查

目的　了解城市已婚妇女妇科常见病的患病情况及相关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 15个省、市的 10 0个社区 ,抽取已婚妇女 995 1例进行问卷调查 ,妇科检查和实验室检查 ,应用 SPSS/ 10 .0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　妇科常见病患病率顺序依次为生殖道感染 42 .9%、月经紊乱 34 .5 % (未绝经者中 )和痛经15 .5 % (未绝经者中 )、盆腔肿物 3.9%、子宫脱垂 /阴道壁膨出 1.1%。年龄轻者 ,无业或从事服务行业 ,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 ,人均收入低于 30 0元 ,居住在华西南和华中地区 ,使用 IUD避孕以及采用非淋浴的方式洗澡是生殖道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 ;年龄较大、居住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及有人工流产手术史为盆腔肿物发生的危险因素 ;痛经的发生与年龄较小、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人均收入较低 ,以及未用 IUD避孕等因素有关。多次人工流产与月经紊乱有关。结论　防治妇女生殖道感染应为今后妇女常见病防治的重要内容之一 ,并要提高节育期妇女的避孕保健服务质量。

中国人工流产现状及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进展

启事

<正>《中国妇幼保健》杂志在2011年4月,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和中国科教评价网联合发布的最新《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中被评为"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女大学生对肥胖认知状况及减肥行为

目的:了解女大学生对肥胖的认知状况及其减肥行为,为正确指导女大学生科学减肥和促进女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身体测量、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女大学生的体重指数、减肥行为及肥胖相关知识进行调查。结果:女大学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分别为13.94%和1.92%;对自身体型的判断正确率低,且多数判断具有超重或肥胖倾向;对肥胖相关知识的认知比较片面;40.09%的女大学生尝试过减肥,其中77.89%的女大学生因对自身体型不满而减肥;减肥方法主要为节食(39.30%)、运动(27.47%)和调整饮食结构(25.90%);女大学生减肥成功率仅为14.22%。结论:女大学生是不良减肥行为预防和控制的重点人群,建议在女大学生中有针对性的开展肥胖与健康知识教育以预防和控制女大学生的不良减肥行为。

我国宫颈癌流行病学特征和发病高危因素的研究进展

<正>宫颈癌是威胁全球妇女健康及生命的主要恶性肿瘤之一,目前其发病率占女性恶性肿瘤第4位^[1]。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宫颈癌在发达国家的发病率已大幅度下降,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居高不下。据2014年发布的一项1998-2008年我国宫颈癌流行病学研究数据表明,我国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呈上升趋势^[2]。近几十年,在我国宫颈癌"三阶梯"筛查法的广泛普及、"两癌"筛查的大力推广及宫颈癌普治工作的开展下,并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医学知识的

儿童青少年抑郁症诊断与治疗进展

<正>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指发生在未成年时期,以显著而持续的情绪失落、兴趣缺失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精神疾病,具有识别率低、治愈率低、自杀率高等特点,发病率逐年增高,严重危害我国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但病因和发病机制迄今不明。因此,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早期筛查、诊断及有效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篇综述基于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及临床指南,总结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筛查、诊断及临床治疗方法,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儿童多动症的病因和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多动症(又称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病因和影响因素,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发病机理、诊断和防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CPSQ行为量表、ADHD诊断标准表对医院儿童保健科就诊的儿童进行儿童多动症的筛查和诊断,将其作为ADHD组(30名),选取年龄、性别与ADHD组相近的正常学龄儿童作为对照组(30名),进行病例对照研究。同时进行绘人测验、体格发育、营养状况和多动症背景调查。结果:ADHD组与对照组两组儿童年龄范围是男6～11岁,女6～7岁,30例ADHD患儿中男27例占90%,女3例占10%,男女比例为9∶1。两组儿童智商(IQ)、体格发育等级和营养状况均在正常范围内并两组间上述指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儿童母亲孕期环境污染情况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儿童母亲围生期发生的铅中毒、有毒物接触、儿童偏食及母乳喂养均有统计学差异(P<0.01)。脑外伤、窒息、跟亲属类似情况、父母感情不和的发生率两组儿童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ADHD的发生与遗传因素、围生期情况、家庭、心理因素、营养和饮食因素有关。